基于确认违法程序，当行政行为未在行政程序中被确认违法时，那么在进入行政赔偿诉讼前，赔偿请求人必须先经由行政诉讼取得对行为违法的确认。
[64]参见叶必丰：《严重不合理的正常人判断--陆煜章案判解》，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司法的最终决定权，是德国裁量观最富特色的基石之一。
以P表示许可，则规范1可表述为：（1）国民健康受到危害→P（主管机关施以预防注射）。[73]正是因为统一裁量论者并没有提出特别强的理由，所以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与法效果的裁量之分还应被一如既往地维持下去。[77]参见王贵松：《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4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行提字第14号、第16号行政判决书。根据依法行政原则，人民法院行使的司法审查权的范围和程度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限。
[41]也有法院认为，现行法律、法规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及工作原因规定得比较原则，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被上诉人依其行政裁量权对午休时间前往单位食堂用餐途中摔伤所致伤害不予认定工伤并无不当之处。日本素来深受德国法学影响。监察权与各个传统的功能型宪法权力之间的关系具有同质性，此乃监察权具有权能一元性使然。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各个宪法权力之间以及各个国家机关之间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可能如井水与河水那样彼此分离、毫不相干。由此可知，在我国现行政制建立之初，监察机关就具有宪法地位了。创设此等临时性疫情防控机构本身，就是在行使一种国家权力，而绝不是什么私人权力或其他权力。有人认为，监察委员会是通过预防和惩治腐败来对公职人员实施专门性监督，这种监督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起，属于在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指导下的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宁唯是，宪法权力之间实现有效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前提，是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权力分享或权力交叉。从孟德斯鸠笔下的国家权力到美国联邦宪法上的宪法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围绕着法律转，在形成国家治理法治化功能方面可谓一脉相承。
[21]参见[美]理查德·皮尔斯：《行政法》（第一卷），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为顺应国家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潮流，巩固司法体制改革成果，需对监察权的源流、规范与实践做进一步思考，比如监察权如何入宪、如何与诉讼程序更好衔接、监察留置措施如何逆向介入等重要问题。实践中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委合署办公，监察权因而具有党政一体性，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乃是它的基本使命。这一新的分支应当被赋予权力，并以持续的监督作为刺激。
尽管宪法权力来源于国家主权，主权乃是宪法权力之母，但正如母与子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一样，渊源于主权的宪法权力并非隶属于主权权力，而是独立存在的一种基础性国家权力。[32]发展经济就此成为现代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监委与人大之间的监督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像监委与其他机关之间那样是单向的。其次，宪法权力三分模式是把宪法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将之授予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
孟德斯鸠主张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由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由司法机关依法裁判，通过此等权力分置来避免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16]从而实现法律下的自由。然而，由全体人民一起来行使主权权力，即便在古希腊城邦这种微型小国，也都难以经常性地付诸行动，更遑论在当今地理空间和人口数量超大的现代国家。
监察委员会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监察法》第1条），就是对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宪法权力机关实施监督、调查和处置工作，对传统功能型宪法权力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开展深入反腐败工作。[53]监察权乃是一种中国式廉政型宪法权力，它的诞生再一次印证了我国宪法富有浓郁的廉洁价值色彩。
[13]宪法权力的基础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45]之所以成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因为一方面腐败本身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削弱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过去分散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大大妨碍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有效领导，导致反腐败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复杂。概言之，上述两种关系不但不会克减监察权相对于传统功能型宪法权力的异质性，而且证明了作为中国式反腐败宪法权力的监察权具有权能上的一元化特性。因此，更具体的权力界限尤其是权力行使程序等事宜，只能留待普通法律去规定，国家机关的法律权力由此产生。[20]须知，在宪法权力类型设置方面，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宪法权力只是为整个国家权力设置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其具体的权力内容需要普通法律予以填充和规范，但无论如何法律权力不得越雷池即宪法权力所设之框架半步，否则，就会因抵触宪法权力而无效。
[50]陈瑞华：《论国家监察权的性质》，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1期。实践表明，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创制和规范国家权力是一种法治常态。
这就要求监委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时，务必贯彻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确保监察权运行的法治化。对于这一廉政的分支的成员而言，应当保障其享有高薪，并免于立法机关的削减。
在宪法权力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上，一个想当然的观点是：最优的宪法制度设计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任何国家机关都只能固守自己的宪法权力之坑，而不得拔其他宪法权力的萝卜，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各个国家机关在其宪法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相互推诿现象，并有效地防止国家机关之间为争夺宪法权力而冲突频仍。不过，受时代局限，孟德斯鸠的原创性并不彻底，司法权在孟德斯鸠笔下依然是一种无意志的弱势权力。
对其职业前景应予以保障，以免日后在他们曾经负责调查过其公正性的官员手下服务。（一）监察权入宪的时代背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意志的表达与执行，制宪者将宪法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不同的宪法权力类型，并将此等权力授予不同的国家机关，以使之共同承担建构国家法治秩序之立宪功能。[52]参见周佑勇、周维栋：《宪法文本中的执法部门及其与监察机关之配合制约关系》，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在监委面前，人大与政府、法院、检察院等都是平等的被监察对象，此诚监委监察权的中国式宪法权力属性使然。
[19]而在北美大陆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主力军，正是对英格兰政制了然于胸的英国清教徒，他们制定联邦宪法，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三种类型，并由三个部门分别行使，为的就是在北美这个新家园实现法的统治。尽管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执法部门能够制约监委，而且人大可以对监委实施监督，但这都不能否定监委与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机关之间根本性的监察与被监察关系。
一是，在国家机关所有权力中，宪法权力处于优越地位。日本宪法学家芦部信喜指出：在使权力分立发挥机能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党。
总之，人大诚然是监委的重要监督者，但它不宜亦难以指导监委，监委与传统的一府两院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可以对各级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员及各种工作人员实施反腐监察。Morrison v. Olson, 487 U. S.654, 683（1988）(Rehnquist, C. J., delivered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23] See William W. Buzbee, John Eastman, Henry Kerner, Jennifer Mascott Diane S. Sykes, Independent Agencies: How Independent Is Too Independent, 32 Regent University Law Review.63（2019）.[24]See David Zaring, Toward Separation of Powers Realism, 37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708, 752（2020）.[25]See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Mixed Constitution Versu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Monarchical and Aristocratic Aspects of Modern Democracy, 31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509（2010）.[26][日]芦部信喜、高桥和之：《宪法》（第六版），林来梵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0页。
党领导一切就必然包括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由此可知，孟德斯鸠国家权力三分理论所关注的焦点是法律。[29]宪法权力本身及其划分类型，都必须直面并有效回应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任何有意回避的鸵鸟政策都是非理性的，也是注定不可行之久远的。监察权入宪意味着一种新型宪法权力的诞生。
而官僚主义正是现代功能型宪法权力腐败的一种基本形态。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具体职责即监察权的具体内涵，宪法自身当然难以作出详尽之规定，于是就有了《宪法》第124条第4款：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繁荣，经济权力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权力，经济权力关系以最有序的方式渗透到最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每天都花三分之一的时间为此而奔波。[20]我国已有学者主张对此等三权划分理论进行祛魅，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
这些机构的独立性与专业性，有助于累积起为有效规制所必需的专业知识，有助于形成和实施相对独立、客观、科学的规制政策。质言之，主权者及其主权都具有至高无上性。
